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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种情况是复姓单名,后人可能会产生误会。
比方说魏臣高堂隆,复姓高堂,毌丘俭,复姓毌丘,至于淳于、司马、诸葛,那同姓的人很多,一般不会引起误会。
仔细考究起来,汉末三国时代真正双名的,大概有以下几位。
首先是马元义和张曼成,皆黄巾渠帅,也就是说,出身很低,并非士人,故此在以单名为贵、双名为贱的时代,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双名。
其次是汉太尉马日磾(音为密低),字翁叔,为大儒马融的侄孙,所以肯定既不是以字行,也不是外族。
他的情况比较特殊,因为前汉武帝时代有一名臣叫金日磾,本匈奴休屠王太子,武帝赐其姓金,很明显马日磾是为了追比先贤,才特意起的双名。
第三是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提到的侍中郭攸之。
我们会发现魏晋南朝时期很多双名都以“之”
字结尾,比方说裴松之、王羲之、祖冲之、刘牢之,等等,尤其王羲之的七个儿子为王玄之、王凝之、王操之、王献之等,其孙有王桢之、王静之,曾孙有王翼之、王悦之,一大家子全都“之”
。
陈寅恪先生认为此与天师道有关,是信徒的特殊习惯,或者说特殊表记,郭攸之或亦此列耶?
所以说,我的小说《汉魏文魁》当中,经常会出现很多史书上被记为双名,是以字行还是误记,还是有别的特殊情况,没人知道的家伙,我就一律定其为以字行了。
比方说戏志才,或谓其出身庶族,所以双名,但单名的习惯并非只在世家中流行,只要是士人,不管世家还是寒门,如前所述,除非极特殊的情况,否则都是不会破坏这一习惯的。
所以我设定他姓戏名贤字志才。
再比方说,《九州春秋》里称孔融只信任“凶辩小才”
王子法、刘孔慈,却疏远贤才左丞祖、刘义逊,我就设定王子法名效、刘孔慈名详、刘义逊名愢、左丞祖名敬。
还有曾经在乘氏击退过吕布的土豪李进,《英雄记》记为李进先,其兄为李叔节,我就设定李叔节名符、李进先名登。
再后面可能还会出现曹安民,有人说应为曹安、曹民二人,是断句错误造成的双名,我也干脆把他当作是字来用吧。
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发现,汉末三国时代与今天不同,单名绝对多于双名。
这是当时人尤其是士人的习惯,一般认为来自于王莽复古的法令,使士大夫皆用单名,以双名为贱。
史书记载,王莽有孙为王会宗,依照新法改为王宗,后因觊觎大位而被逼自杀,王莽使其复双名会宗,作为惩戒。
其实这虽然是一个重要原因,但并不是主要原因,东汉复辟,几乎秉持着“两个凡是”
的方针,凡是王莽主张的,咱们就要反对,凡是王莽反对的,咱们就要支持,可是虽然取消了单名的新法,却并没能扭转取单名的风气。
其实,单名被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,是因为随着儒家理念日益成为统治思想,避讳制度也越来越严格,非止避君主之讳,也常避尊长之讳,虽说《礼记·曲礼》规定“二名不偏讳”
,也就是说对于双名,光避其中一字即可,但人们逐渐地不管这一套,肆无忌惮地大避特避起来。
可以想见,当绝大多数人名都是单名的时候,需要避讳的范围也就成倍缩小,方便日常生活中对文字的运用。
所以这种单名习惯,是从西汉中后期就产生了的,王莽托古改制,只是将其作为法律确定下来而已。
其后新莽政权虽然倒台,这一习惯却并没有被扭转,这就导致东汉朝,也包括魏晋之际,单名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后汉三国时代,在历史上留下姓名来的,绝大多数都是单名,这不需逐一列举证明了。
那么,偶尔也可见其双名,破坏了这一习惯,又该怎么解释呢?双名的产生,其实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:
最常见的是史无其人,演义虚构,比方说:武安国、裴元绍、邢道荣,等等。
二是以字行。
古人有名有字,理论上字也习惯为单,但是有可能在前面加上排行,如伯仲叔季,加上代表尊敬的“子”
、“公”
等字,或者在后面加上男子的美称“父”
(“甫”
)字。
比方说孔丘字仲尼,仲就是排行,后世还习惯尊称其为“尼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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