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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4章 骤雨打新荷（第3页）

这么多灾民，处置不当，极易引发骚乱。

杭州城，岌岌可危。

杭州人烟稠密，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，百十万口，每日街市食米，除府第、官舍、宅舍、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，细民所食，每日城内外，不下一二千余口，皆需之铺家。

同时期，杭城除有米之家，仰籴而食，凡十六七万人，人以二升计之，非三四千石，不可以支一日之用，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，客旅之往来，又不与焉。

什么意思呢？仅杭城一日口粮就需三、四千石。

换算成后世的重量单位，则是四十万斤（一石一百二十斤），惊人的数字。

粮食紧缺，最直观的表现是粮价。

灾后第三天，杭州最大的米铺开门售米，米价为一石八百五十文；

灾后第四天，米价为一石一千文；

灾后第五天，全城各大粮店的米价为一石一千四百文。

其时，京东西、湖北、淮南、两浙、江南粮价比较便宜，皆物价中平；陕西、河东、荆湖、福建、广南土薄物贱，粮价更低；川蜀四路粮价最贵。

大中祥符元年九月，京西、京东、河北、河东、江淮、两浙、荆湖、福建、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，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七至八文，即每石七十至八十文。

天圣八年，范仲淹说道：“窃以中田一亩，取粟不过一斛。

中稔之秋，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。”

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三百文。

与前相比，增长四倍左右。

熙宁元年以前的十五年间，即皇佑后期至治平年间，全国的平均粮价是：“贵价每斗七十五文，平价七十文，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，九十八陌。”

也即中等价是每石七百文（九十八陌），合六百八十六文足。

是天圣八年的二倍多。

元佑元年，知枢密院章惇言：“凡内地，中年百石斛斗，粗细两色相兼，共不直二十千钱，若是不通水路州、军，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。”

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二百文，偏僻的地方更便宜，每石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。

价格明显回落。

不过，在汴梁、金陵、杭州这等繁华都会，米价并不低——

元佑初，右司谏王觌上奏，请求提高京师常平米粜价。

当时开封诸仓出粜常平米，价钱是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，他认为虽“有以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，而惟以利民为务也”

，但“官粜甚贱，非所以致商贾也……京师之民，旧多食麦，而今多食米，以米贱故也。

使旁郡之米、麦人京师者浸少，岂长久之策哉”

。

他希望“京师常平米，一斗其价，以百钱为定”

。

将官方粜价提高到每斗一百文省。

也就是大约一千文一石。

杭州与金陵的米价相差仿佛，均在一石七百五十文左右。

也就是说，杭州灾后的米价猛涨，仅三天时间便翻了一番。

可以预见的是，在外埠粮食抵达以前，米价还会再涨。

这，便是杭城面临的最大的危机，亟需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