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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说这一次,这个古琴科并不是属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特工,他虽然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有业务关联,但却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职员。
同时,考虑到古琴科虽然不是国家干部,但却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国家公务人员,因此,这份“追杀令”
也不会送往检察机关,而是会被送到监察委员会。
监察委员会在拿到这个东西之后,会立刻组建一个类似专案组的临时机构,向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发命令,将这个古琴科的关系网络摸清,随后,会把他的亲戚朋友、家人亲眷,乃至于上下级的同事,都暂时性的控制起来。
与此同时,监察委员会也会在第一时间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取得沟通,了解相关的案情,也就是搞清楚为什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会签发这样一份东西出来,签发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。
还是以古琴科为例,如果监察委员会在与维克托沟通之后,认为这份“追杀令”
小题大做,那么他们就会向维克托追责,尽管不至于让维克托丢掉职务,但也会让他好好地恶心一下。
但若是监察委员会认为这份“追杀令”
有必要,那么自然就会走正常的程序。
在维克托前世的那个时代里,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影视剧里,都传扬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有多么大,似乎对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的生杀予夺,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,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屡次被削弱权力,但其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管作用,却是始终存在的,区别只是监管力度的强弱罢了。
实际上,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,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权力限制斗争,似乎从来都没有休止过,有趣的是,若是翻阅一下苏联特工人员的叛逃史,就能很轻易的找到一个规律,那便是每次中央监察委员会占据上风,亦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、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受到削弱的时候,都是特工叛逃最频发的时期。
在维克托的前世,二战后初期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再次被裁撤,又并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,同时,库兹涅佐夫负责监管国家安全工作,与贝利亚大肆争取。
同一时期,苏联特工频频叛逃,而古琴科就是其中之一,他的叛逃使得苏联窃取英美核武器研发情报的事情败露,不仅使得对外情报机构遭受重创,还给了英美攻讦苏联的口实。
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,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罗波夫为了“再向前一步”
,提出了要重回集体领导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,强化了对克格勃的限制。
在这个时期,又出现了一波叛逃潮,诸如维克托?伊万诺维奇?舍伊莫夫,奥列格?戈尔季耶夫斯基等人,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功叛逃的。
当然,这或许也算不上什么规律,或许只是特定背景下发生的随即偶然性事件,但真正的原因……谁知道呢?
因为前世对苏联的事情并不怎么关注,因此,维克托也不知道古琴科这个人,在他前世的历史中有多么的出名,所以,他对这个潜在着一定风险的叛逃事件,并没有多么上心。
按照安娜的汇报,古琴科的确有潜逃叛变的可能,当然,以他的身份,如果真的叛变了,对对外情报局的影响也的确很大,但问题是,现在只是有了这种风险,可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,如果加拿大的情报站能够做出快速反应,古琴科被拿下的几率是很大的。
另外,古琴科并不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成员,他是隶属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,如果这家伙叛逃了,固然会影响到对外情报局的工作,但需要承担责任的,却是外交人民委员会,就算是需要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承担一定责任,真正需要背锅的,也是由菲京同志负责的特别处。
现在,真正让维克托有些头疼的,是他的下属所表现出来的内斗苗头。
听听安娜之前是怎么说的,她说有关古琴科的征调函是“三天前”
转给特别处的,而特别处的回函则是“今天上午”
才发过来的,换句话说,安娜是强调特别处在这件事上耽搁了两天时间。
维克托虽然不是政治老油条,但也不是政坛初哥,自己下属打的什么算盘,他还是能够察觉到的。
说白了,就是他下面领导的那一批人,都知道他与菲京、艾廷戈之间出现了矛盾。
如果放在过去,谢罗夫还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时候,类似安娜这些人,或许不敢挑唆什么,至少是不敢在部门内斗中表现得太明显。
但是现在不同了,谢罗夫走了,他们的顶头上司成了委员部的主席,大权在握,所以,维克托手下的这些家伙们就开始士气大涨,还没等维克托与菲京、艾廷戈真正撕破脸,他们已经要抢先争斗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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